吳格〈四庫提要分纂稿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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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吳格
一
清乾隆間官方修纂之大型叢書《四庫全書》，薈萃十八世紀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於一編，影響深遠，對於《四庫全書》之評價，二百餘年來毀譽參半，迄未定論。據近二十年來世界華語文化圈內《四庫全書》及“四庫系列叢書”之影印流傳情況觀察，可知其對於今人研究中國古代典籍與傳統文化，仍具有無可替代之作用。
《四庫全書》，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頒發徵書諭旨、三十八年正式設立四庫館始，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江浙三閣本《四庫全書》繕寫告竣止，前後歷時十餘年，真按：四庫全書之成書時間 完成三千四百六十餘種歷代典籍之整理，並傳鈔七部，分藏南北。為完成以上圖書之著錄及選鈔，四庫館實際徵集整理之圖書在二萬種以上，工程浩繁，堪稱前所未有之鉅制。真按：當作製字！
與《四庫全書》同時編纂之《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四庫提要》），除著錄《四庫全書》已鈔入典籍外，又存目六千七百九十餘種，總計一萬一千餘種，基本涵蓋先秦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之基本典籍。《四庫提要》著錄之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要鉤玄，各作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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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傳統目錄學發展最高成就，成為後人研習古代典籍之指南，沾溉來學，裨益無窮。
自清乾隆以降，文獻學者由研讀《四庫提要》入門，又隨學術風氣之轉移、相關史料之鉤稽，對《四庫提要》作辯證考訂、增補續編，成果豐富，如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胡玉縉《四庫全書提要總目提要補正》、東方文化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對《四庫全書》及《四庫提要》研究之深入開展，促成“四庫學”之繁榮。《四庫提要》研究中，對《四庫提要》分纂稿之收集與整理，亦具重要意義。
所謂“《四庫提要》分纂稿”，即《四庫全書》編纂初期，四庫館各纂修官校閱圖書之整理記錄及所撰提要初稿。《四庫提要》之編纂，先由各纂修官分工撰寫初稿，後經總裁等批閱、纂修官改寫重撰，最後由總纂官紀昀等修訂成稿。現存文獻資料表明，《四庫提要》由分纂稿至於定稿付刻，前後歷時二十餘年，屢經修改，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成書時間 先後流傳，形成多種不同版本。如《四庫提要》傳存各稿本外，又有《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刻本提要”，並衍生出《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提要、《武英殿聚珍版書》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相關書目。
今人所見通行本《四庫提要》，因經四庫館反復修訂而成，已非各纂修官所撰分纂稿之原貌，《四庫提要》之完成，中經《四庫全書》編纂史上諸多事件，涉及清代學術史及制度史方面大量有待深入研究之課題。《四庫提要》之編纂體例、人員分工、修改潤色、增刪取捨等情況，均須目睹原稿並與定稿作比勘，始能“水落石出”，明其原委。
文獻徵存，後學之責，真批：何故有任真的網路書房也？ 筆者因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之役，搜討及於各家《四庫提要》分纂稿。現蒐集《四庫提要》分纂稿一千一百三十七篇（約占通行本《四庫提要》之十分之一），經同人襄助，編為《四庫提要分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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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付出版。《四庫提要》分纂稿之收集，起於《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整理，該書係據澳門中央圖書館所藏翁氏稿本之影印本過錄，內含翁氏於四庫館校閱圖書時所撰劄記及提要初稿，全書近百萬字，劄記部分內容約佔五分之四，體例較為龐雜。真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內容 茲將其中《四庫提要》分纂稿輯出，並自清人文集、叢書及現存《四庫》底本中搜集各家分纂稿，集腋成裘，合為一編，以供同行研究之助。所知有限，遺漏待補，四方同道，聞見周洽，倘承見教，感盼之至。
二
流傳至今之《四庫提要》分纂稿，有以下幾種形式：四庫纂修官之稿本，如上述《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即為翁氏服務四庫館期間之校書劄記及提要手稿；已經刊刻之四庫纂修官所撰提要初稿，如清代學者姚鼐、邵晉涵、陳昌圖、余集等人文集中所見（部分清人刻本書前所冠《四庫提要》，亦有採自分纂稿者）；保留於《四庫》底本或傳鈔本中之提要初稿，即粘貼或直接書寫於《四庫》底本或鈔本封面、封內之分纂稿，隨原本保留至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均有收藏）。以上稿本、刻本、鈔本形式之《四庫提要》分纂稿，《四庫提要分纂稿》中均有收入，茲簡介如次。
（一）翁方綱分纂稿（九百八十二篇）
翁方綱（1733一1818），字正三，號覃谿，直隸大興人。乾隆壬申（1752）進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翁氏於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間，多年參與《永樂大典》分校及《四庫全書》編纂。真按：翁方綱在四庫全書館任職的時間 現存翁氏分纂稿，係翁氏任四庫館“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期間，校閱各省採進圖書時所撰劄記與提要之底稿，凡一千一百餘篇（內含提要者為九百八十二篇，計經部一百八十三篇、史部二百零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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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一百七十七篇、集部四百十三篇），為現存篇幅最大、內容最富之《四庫全書》編纂原始記錄。翁氏校閱之千餘種圖書，其中八百餘種已收入《四庫提要》（三分之二入於存目）。翁氏手稿（經折裝一百五十冊）在1913年曾經吳興劉氏嘉業堂收藏，1942年自嘉業堂流出後，輾轉遞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原稿以外，現已有影印原稿本（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0年）及整理本（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5年）先後問世，可供參閱。
（二）姚鼐分纂稿（八十九篇）
姚鼐（1732—1815），字姬傳，號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1763）進士，官刑部郎中。四庫館開，以薦任四庫館纂修官（時非翰林院編修而任纂修者八人，姚氏為其一），參與校辦各省採進圖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歸里後，以講學終其身。姚氏學問博洽，經史詞章兼長，尤以古文名家，晚年聲望益隆。與人論學，以為“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欲讀人所常見書耳”。真按：楊氏引此作願字！ 真按：摘要-愚亦云然.誰解其中要義.前似在楊家駱氏書中初見已！ 姚氏於四庫館服務時間較早且短，校閱圖書則徧及四部，所撰分纂稿後多經修改。其晚年致友人尺牘中，對於紀昀等主持《四庫提要》修訂，“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為空疎，剖擊訕笑之不遺餘力”風氣，頗致微詞（稿藏上海圖書館）。真按：姚鼐與紀昀 姚氏分纂稿現有光緒五年（1879）桐城徐宗亮刻本，題為《惜抱軒書錄》（分經錄、史錄、子錄、集錄四卷）。又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底本《經籍異同》、《引經釋》書前，見存姚氏分纂稿一篇。
（三）邵晉涵分纂稿（三十七篇）
邵晉涵（1743—1796），字與桐，號二雲、南江，浙江餘姚人。乾隆辛卯（1771）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四庫館開，以翰林院編修任《四庫全書》纂修官。邵氏長於史學，後世述四庫館掌故，稱其於《四庫全書》史部書整理多所貢獻。真批：此即應即指李慈銘越縵堂與洪亮吉邵雨桐氏傳之說也. 現存邵氏所撰分纂稿，確以史部書為主，內容多為《四庫提要》沿用。該稿曾以《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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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二年（1832）由胡敬刻入邵氏《南江文鈔》（卷十二），其後又有光緒間徐氏刻《紹興先正遺書》（第四集）本。
（四）陳昌圖分纂稿（十二篇）
陳昌圖（1741—？），字南琴，號玉臺，浙江仁和人。乾隆丙戌（176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直隸天津道。四庫館開，以翰林院編修任四庫纂修官，同時參與《永樂大典》校輯。陳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內容多涉及《永樂大典》輯本，其稿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入所著《南屏山房集》（卷二十一）。
（五）余集分纂稿（七篇）
余集（1738—1823），字蓉裳，號秋室、秋石，錢塘人。乾隆丙戌（1766）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庫館開，以裘曰修薦任纂修官，授翰林院編修。後歷任湖北、四川鄉試及會試考官。余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多為經部詩類著作，道光間刻入所著《秋室學古錄》（卷一至二）。
（六）鄒奕孝《四庫提要》分纂稿（一篇）
鄒奕孝，江蘇無錫人。乾隆丁丑（1757）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四庫館開，以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左春坊左庶子任四庫纂修官。書成，議敘加一級。鄒氏長於律呂之學，曾官國子監祭酒兼管樂部事務，並參與《樂律全書》、《律呂正義》等修訂。鄒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現僅見宋李如圭《儀禮釋宮》提要一篇，錄自國家圖書館藏清孔繼涵傳鈔四庫館《永樂大典》輯本卷首。
（七）鄭際唐《四庫提要》分纂稿（一篇）
鄭際唐，字大章（一作子章），號雲門、須庵，室名傳研齋，福建侯官人。乾隆己丑（1769）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四庫館開，以翰林院編修任纂修官，并獻書若干種。鄒氏長於書法，真按：當作鄭氏，蓋涉上文鄒奕孝而誤也. 并精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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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現僅見明楊思本《筆史》提要一種，錄自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底本卷末。
（八）程晉芳《四庫提要》分纂稿（一篇）
程晉芳（1718—1784），原名志鑰，又名廷璜，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居江都。乾隆辛卯（1771）進士，授吏部文選司主事。四庫館開，以薦任《四庫全書》協勘總目官，真按：當作總目協勘官！ 並獻書多種。書成，授翰林院編修。程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現僅見明張洪《南夷書》提要一種，錄自國家圖書館所藏《四庫》底本卷首。
（九）莊通敏《四庫提要》分纂稿（一篇）
莊通敏，字際盛，又字迂甫、霽辰，號澹迂、亭叔，江南陽湖人，存與子。真按：莊存與 乾隆壬辰（1772）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詹事府左中允。工詞，四庫館開，以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任四庫纂修官、莊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現僅見宋夏竦《文莊集》提要一種，錄自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鈔本卷首。
（十）佚名《四庫提要》分纂稿（六篇）
明豐道生《金石遺文》提要一篇，錄自湖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明天畸人《春秋年考》提要一篇，錄自遼寧省圖書館藏羅振玉舊藏鈔本；
佚名《兩朝綱目備要》提要一篇，錄自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鈔本；
宋范鎮《東齋紀事》提要一篇，錄自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鈔本；
宋金君卿《金氏文集》提要一篇，錄自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乾隆間翰林院鈔本；
元陳宜甫《秋巖詩集》提要一篇，錄自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法式善存素堂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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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提要分纂稿》所收各家分纂稿，現經核對原稿（或影印件），斷句標點，統一格式，按人編次。篇目較多之分纂稿（如翁氏、姚氏稿等），又據內容略作分類。為便讀者研究參考，各篇提要之下均附注該提要是否已收入通行本《四庫提要》、或見於《四庫提要》何部類。分纂稿著錄之書名、卷數與通行本不同，或曾遭禁燬等情況，亦酌加說明。真按：本書凡例
三
對於《四庫提要》分纂稿之研究，以往因資料稀見，研究文章偏于文獻介紹。現因《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及《四庫提要分纂稿》之整理出版，相關資料集中，可為深入研究提供基礎。茲取《四庫提要》分纂稿與通行本比勘，發現其中所含《四庫全書》編纂史料，可為《四庫全書》及《四庫提要》研究提供諸多研究課題。嚐鼎一臠，略舉數端。
（一）由分纂稿見《四庫提要》初稿形式
翁氏分纂稿作為《四庫提要》原稿，尚保留四庫館纂修官分工校閱各地徵集至京圖書，並撰寫提要之原始面貌：
彙雅二十卷（眉注：《明藝文志》云“張萱《彙雅》前編二十卷後編二十卷”）
明萬歷乙巳至日嶺南張萱孟奇父自序
自序文義亦有未盡妥者。其“華”皆寫“□”，此粵人之故習，不必與之深辨。
每篇先列《爾雅》（下據注疏，亦有萱自釋），次列《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
此書凡三大冊，每卷前有“吳郡／趙頤光／家經籍”印。卷前有紅筆“常熟許玉森芝田校閱”。一卷末有黃筆“萬歷己酉三月十九日小宛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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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萱所釋語，雖多出己意，亦頗間有發明。
紅筆所閱，有別加添注一條或數字，而又自塗抹去者。
第一冊末紅筆云：康熙十有九年庚申閏八月初二日念皇塾中閱畢，凡二百三十二葉。芝田。
第二冊二百七十五葉。
一卷末有“己酉三月二十二日閱”。
末卷尾紅筆有“己酉三月廿二下春天階館閱”。
紅筆：康熙辛酉歲立秋日閱畢於登仁家塾。此種書雜陳名物，無甚意味可喜，故人鮮寓目焉。即趙凡夫原本，亦粗理正文而已。芝田氏識。
據此跋，則前數卷末丹黃草篆書年月，皆凡夫筆蹟也。真按：趙宦光
謹按：《彙雅》二十卷，明中書張萱著。萱，廣東博羅人。熟於典故，周見洽聞，著書頗多。此書有萱自序。每篇皆先列《爾雅》，次以《小爾雅》、《廣雅》、《方言》、《釋名》之屬，下載注疏，附以萱自釋語，亦頗有所發明，此書世間久無傳本，今此本丹黃處尚有吳郡趙宦光手蹟，宦光亦究心六書之學者，洵為校閱之善本矣，應刊刻以裨小學。
現存翁氏分纂稿，均採用以上形式，即先作校書劄記，然後擬寫提要。“謹按”以下為翁氏所擬提要文字（原稿五行一百餘字），提要之前則為劄記，記錄原書序跋、藏印、題識等甚備，間下評語（原稿占十七行）。翁稿中劄記鈔錄之詳，尚有數倍於此者，於此既可見翁氏治學之勤勉，又足證四庫館臣“祗承欽命”校書之慎重。以翁氏分纂稿形式推測，各纂修官撰寫提要之過程，大致與此相同。真按：推廣太快
（二）由分纂稿見四庫館圖書審查要求
翁氏所撰各分纂稿結尾，均有對該書是否應刻、應鈔、應存目、應禁燬之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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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家分纂稿中也有類似標註，反映四庫館纂修官校辦各省採進圖書之初，即已遵照弘曆“分晰應刻、真按：清高宗 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撰有提要”之諭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於撰寫提要同時，承擔圖書清查之責，如翁氏所撰《貞玄子詩草》、《確庵文稿》提要：
《貞玄子詩草》一冊，未分卷數，明項穆著，穆字德純，嘉興人，墨林主人項元汴之長子。元汴字子京，其天籟閣鑒藏古籍、法書、名畫，甲於天下，故穆以書法擅名，嘗著《書法雅言》一書，詩特其寄意耳。應存其目。
《確庵文稿》四冊，常熟陳瑚著。瑚，崇禎壬午舉人，是書十卷以前皆詩，十卷以後皆文，而文皆不題卷次，似是編輯未成之書，難以存目。其書內有應簽出諸條，今俱簽記於書內。
以上兩書，《貞玄子詩草》同翁氏意見，《四庫提要》著錄於“集部別集類存目七”，《確庵文稿》則未見《四庫提要》著錄。查《確庵文稿》後列入禁書目錄，《軍機處奏準全燬書目》第四次稱：真按：簡化字之餘孽-當作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 “其詩文多作於明福王時，內有詆觸字面，應請銷燬。”
四庫館對於校閱各書應否刻、鈔，存目之審查要求，層層把關，十分嚴格。由翁氏分纂稿發現，翁氏校閱各書均由四庫館據校閱單頒下，頒發之時已有“備刻”、“擬鈔”、“備鈔”、“僅存名目”之初步歸類，各書名下並附簡要題解。如“纂修翁第二次分書三十四種”校閱單中，列明張萱《彙雅》等“備刻者二種”，明張敔《雅樂發微》等“擬鈔者十二種”、明周汝登《聖學宗傳》登“備鈔者八種”、明黃虞稷《禮樂合編》等“僅存名目者十二種”，即為其例。對於校閱單之初步處理意見，纂修官可作附議，也可提出異議，真按：校閱單 而纂修官之處理意見，又需交總裁等覆審。如上述校閱單中所列明黃廣《禮樂合編》一書，真按：此氏纂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前言已有！ 原已列入“存目”，翁氏則以為“大約編次既無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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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次又乖文義，毫無條理，竟不成書，並其目亦不必存矣”：又明朱睦■《授經圖》一書，真按：朱睦 原已列入“擬鈔“者，翁氏亦以為“應鈔存之”，副總裁李友棠則批云“無所發明，存目可也”；又明張敔《雅樂發微》一書，翁氏同意“擬鈔”意見，以為其書“頗於樂制有可考證，應鈔錄”，而副總裁李友棠批云“亦是老生常談，存其目而已”。
（三）由分纂稿見《四庫全書》收書標準
《四庫全書》編纂，除利用宮廷藏書，民間徵書外，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明清以來已佚之書，亦為底本收集一大來源。陳昌圖分纂稿中敘《李忠愍公集》云：真按：叙-不復一一出校.
右《忠愍集》，《宋藝文志》作十卷，馬氏《通考》作十二卷，後二卷係附錄其死節事。公本名若冰，真按：下文作若氷也！ 以靖康出使，改今名。陳直齋謂，真按：陳振孫 集雖不多，而詩有風度，文有氣概，足以知其所存矣。南宋時曾有鋟本，今已不傳。茲蒐拾《永樂》散篇，編羼四卷，真按：疑有誤! 以《宋史》本傳及建炎時誥詞冠諸卷首，而仍列附錄一卷，載希齊跋語及姚孝寧、薛遷祭文各一篇。又其孤淳所云“秭歸費守樞為先公作文集序，真按：豈指作者之遺孤名淳（李淳）者？ 能不沒其實”云云，今費序無考，以淳所識附諸篇末焉。
《李忠愍公集》原本已佚，《四庫全書》收入館臣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八”著錄此書，言其“雖蒐羅補綴，非復蜀本之舊”，因得自輯佚，十分重要：
《忠愍集》三卷，宋李若水撰。若水本名若氷，真按：文文作若冰！ 欽宗為改今名，字清卿，曲周人。靖康初以上舍登第，由大學博士歷官吏邵侍郎，從欽宗如金營，以力爭廢立，不屈死。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事跡具《宋史》本傳。《書錄解題》載《李忠愍集》十二卷，蓋以其追諡名集。劉克莊《後村詩話》作《忠烈集》，當由傳寫之悞。《宋史‧藝文志》作十卷。考《書錄解題》稱後二卷為附錄其死節時事，《宋志》蓋但舉其詩文，其實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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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水當金兵薄城之時，初亦頗主和議，於謀國之計未免少疎，而卒能奮身殉節，搘拄綱常，與斷舌常山後先爭烈，使敵人相顧嘆息，有“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語，其末路足以自贖，史家以忠義稱之，原其心也。其詩具有風度而不失氣格，其文亦光明磊落，肖其為人，南宋時蜀中有鋟本，劉子翬《屏山集》有《題忠愍集》詩，真按：李若水 詞極悲壯。今原集不傳，茲就《永樂大典》中所散見者掇拾編次，釐為三卷，以建炎時誥詞三道附錄於後。其子淳跋是集，真按：前孫孤淳者釋疑矣！ 云“秭歸費守樞為先公作文序，能不沒其實”，今費序已無，惟淳跋僅存，真按：李淳 亦併附諸篇末。雖蒐羅補綴，非復蜀本之舊，然唐儲光羲詩格古雅，其集亦裒然具存，徒以苟活賊庭、身污偽命，併其詩亦不甚重，真按：儲光羲之為人 至於張巡所作僅《聞笛》及《守睢陽》兩篇，而編唐詩者無不採錄，豈非以忠孝者文章之本耶。真按：清高宗以教化為己任 真按：清代禁燬書的真諦 清高宗以教化為己任 真按：四庫全書的編纂宗旨今若水詩文尚得三卷，不止巡之兩篇，殘編斷簡，固皦然與日月爭光也。真按：詞：皦1 〔jio ㄐ〡ㄠˇ〕〔《廣韻》古了切，上篠，見。〕1.光亮潔白。《古文苑‧公孫乘〈月賦〉》：“月出皦兮，君子之光。” 章樵 注：“以月之明比君子之德。” 三國 魏 曹植 《芙蓉賦》：“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 暘谷 。”2.分明；清晰。參見“ 皦如 ”。3.清楚明白。 北魏 酈道元 《水經注‧睢水》：“一碑是故吏司徒 博陵 崔列 、廷尉 河南 吳整 等，以為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參見“ 皦然 ”。4.清白。參見“ 皦皦 ”、“ 皦然 ”。5.姓。 明 有 皦生光 。見 清 周亮工 《書影》卷六。
然而也有相反之例，陳昌圖分纂稿又敘錄沈繼祖《栀林集》，同為宋人著作，其謂：
右《栀林集》十卷，宋沈繼祖撰。繼祖與胡紘等比附韓侂胄，據《胡紘傳》云，侂胄以趙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乃設“偽學”之目，使紘草疏排擊之，會改官太常，以稿授繼祖，繼祖論熹皆紘筆也云云。則其人固不足齒，陳振孫亦謂其詩無足觀，豈非以詭隨貽誚者，所著述俱不足愛惜歟。真按：四庫全書選書的標準 馬氏《經籍考》作十卷。今仍之以完其舊云。
《栀林集》原本已不存，而《永樂大典》中收有此書，宋人詩文集，傳至清代已歷數百年，況原本不存，理應重視。由陳氏提要所言，知其書已經輯成。今檢《四庫全書》，未見收錄該書，《四庫提要》也未存目。《四庫提要》“子部雜家類四”著錄宋孔平仲《珩璜新論》時提及此書，並有一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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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於程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冦讐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爭之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爭遂斷其終身之賢否。韓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謂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併其學問文章、德行政事一槩斥之不道，是何異佛氏之法，不問其人之善惡，但皈五戒者有福，謗三寶者有罪乎。安世與軾炳然與日月爭光，講學家百計詆排，終不能滅其著述。平仲則惟存本集、《談苑》及此書，栗惟存《周易經傳集解》一書，仲友惟存《帝王經世圖譜》一書，援寡勢微，鑠於衆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間，實抑於門戶之私，非至公之論。今仍加甄錄，以持其平。若沈繼孫〔祖〕之《栀林集》，真按：此例未言，失之！ 真按：沈繼祖-明人有沈繼孫著書者，故混乎？ 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尚可排緝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與朱子為難，則棄置不錄，以昭衮鉞。凡以不失是非之真而已。真按：清代禁燬書的真諦 真按：四庫全書選書的標準
（四）由分纂稿見《四庫提要》修訂改寫
《四庫提要》由分纂稿至改定稿，其間曾屢經修訂。現存翁方綱、邵晉涵、姚鼐等分纂稿著錄之書。即使已收入《四庫全書》者，取與通行本《四庫提要》比勘，其文字詳略、內容深淺，仍相去甚遠，足證分纂稿經反復修改之事實。試舉翁方綱、陳昌圖所撰分纂稿經修改兩例如次：
《楓山集》四卷，明蘭溪章懋著。懋字德懋，成化丙戌進士，入翰林。與莊昶、黃仲昭諫內廷張燈，杖闕下，今集內第一篇即《諫元宵燈火疏》也。歷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學者稱楓山先生。懋為學恪守先儒訓義，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集應鈔存。（翁方綱分纂稿）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明章懋撰。懋有《楓山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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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著錄。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即其原疏。考元旦張燈未為失德，詞臣賡韻亦有前規，而反復力爭，近乎伊川之諫折柳，未免矯激太過，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猶有取焉。至其生平清節，矯矯過人，可謂耿介拔俗之操。其講學恪守前賢，弗逾尺寸，不屑為浮誇表襮之談，在明代之儒尤為淳實。《明史》本傳稱，或諷之為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所留意，真按：摘要-愚亦云然.而誰今讀書乃為是者？悲夫！ 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蓋道德之腴，發為詞章，固非蠟貌栀言者所可比耳。真按：唐．柳宗元．鞭賈：「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見異體字字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一）
《廬山記》，右宋屯田員外郎嘉禾《宋史》作“烏程”陳舜俞令舉撰。有自序、總序山水篇第一，山北篇第二，山南篇第三，凡三篇。蓋當熙寧中，不奉青苗法，謫監南康軍酒稅，因取劉渙舊記並《九江圖經分、前人雜錄，考核銘誌，凡唐以前碑記備詳其歲月爵里，又別作“俯視圖”，紀尋山先後之次。凡五卷，圖今不存。劉渙凝之、李常公擇皆為之序。直齋陳氏謂，南康守廣陵馬玕又有《續記》四卷。今亦未見。（陳昌圖分纂稿）
《廬山記》三卷附《廬山記畧》一卷，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歷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真按：熈-不復一一出校！ 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跡具《宋史》本傳。真按：迹-不復一一出校！ 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游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蠱南北山水之勝，每恨慧遠、周景武輩作山記疎畧，而渙舊嘗雜錄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耆舊所傳，晝則山行，夜則發書考證，泓泉塊石，具載不遺，折衷是非，必可傳而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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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作“俯仰”之圖。尋山先後之次以冠之，人服其勤。自記云：“余始遊廬山，問山中塔廟興廢及水石之名，無能為予言者，雖言之往往襲謬失實。因取《九江圖經》、前人雜錄，稽之本史，或親至其處，考驗銘志，參訂耆老，作《廬山記》。其湮泐蕪沒、不可復知者，則闕疑焉。凡唐以前碑記，因其有歲月甲子、爵里之詳，故并錄之，庶或有補史氏”云云。其目有總敘山篇第一，敘北山篇第二，敘南山篇第三，而無第四、五篇，圖亦不存。勘驗《永樂大典》，所缺亦同。然北宋地志傳世者稀，此書考據精核，尤非後來廬山紀勝諸書所及，雖經殘缺，猶可寶貴，故特錄而存之。釋惠遠《廬山記畧》一卷，舊載此本之末，不知何人所附入，今亦併錄存之，備參考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七○）
今存各家分纂稿內容，與通行本《四庫提要》之差異多類此。由翁稿與《四庫提要》均述章懋諫張燈及答人勸著述二事、陳稿與《四庫提要》均記《廬山記》之成書原委，可知兩稿實有淵源，通行本《四庫提要》似非另行重撰。由前稿之簡略變為後稿之詳贍，證明分纂稿多經修改潤色。兩相比較，《四庫提要》人物評價平允，版本介紹深入，文字更為妥實。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有《四庫全書總目》鈔稿本數種，均為《四庫提要》付刻前之修訂稿。該稿內容、形式已接近《四庫提要》定本，而篇目、分類、次第、底本等仍多更動，且有大量抽燬撤銷、刪落修改痕跡，可證《四庫提要》成書過程中，修訂工作迄未停止。分纂稿作為《四庫提要》之最初形式保留至今，有待研究者深入比勘研究。
（五）由分纂稿見四庫館之圖書禁燬
四庫館校辦各省採進圖書之初，即嚴格區分應刻、應鈔、應存目及不收之書，實為執行弘曆查禁“違礙”圖書之具體措施。人主嚴令屢申，館臣凜遵唯謹。翁氏分纂稿保留大量禁燬書史料，為定本《四庫提要》中所不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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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校書凡遇心存疑慮者，即於“詆觸違礙”處粘簽，並開列簽記清單，隨提要一併送呈，以候總裁定奪。翁稿著錄圖書千餘種中，有近三十種書名上注有“燬”字。以翁稿著錄與《清代禁燬書目》、《清代禁書知見錄》、《索引式的禁書總錄》三目核對，實際禁燬書近八十種（尚有上述禁書目錄未著錄而仍屬禁書者多種，如宋洪皓《金國文具錄》、清尹會一《尹母年譜》等書）。試舉數例：真按：翁方綱與禁燬書
《嶧桐集》三冊，明劉城著。城，貴池人。文與詩皆無卷數，其詩前曰“五言”、“七言”矣，後又曰“詩部”，又不分種，蓋未經編定者，且多違礙應簽記處。除已逐處加簽外，可毋存目。（旁注：不寫恭校。）
所謂“不寫恭校”，係指示鈔胥謄鈔分纂稿時之具題格式。據此可知，“可毋存目”之書，簽記清單及分纂稿雖仍呈總裁，書寫格式已有所區別。《嶧桐集》未見《四庫提要》著錄，檢《軍機處奏準全燬書目》第五次列有此書，真按：簡化字之餘孽-當作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 稱：“集中《封疆局面說》及《上史閣部書》諸篇多悖礙之語，兼挖空處甚多，應請銷燬。”又翁氏分纂稿原擬“存目”意見，後未見《四庫提要》著錄而成為禁書之例甚夥，如：
《石閭山房集》十七卷，明劉一焜著。一焜字元丙，南昌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是集前詩後文，有目無序。應存目。
《姑山遺集》三十卷，明沈壽民著。壽民字眉生，宣城人。
縣學生，舉賢良方正，故集中稱曰“徵君”。此集是其門人梅枝鳳、施閏章等所梓。《明詩綜》載其集曰《剩庵詩稿》，此本詩止三卷，文二十七卷。應存其目。
以上二書《四庫提要》均未存目。檢《抽燬書目》列有《石閭山房集》六本，稱：“其詩集卷一《獨漉篇》、《劉稗師詩》，卷三《從軍行》、《聞警》五首、《挽羅尚之》第二首，卷四《送丁右武備兵》、《莊浪家乘》，卷八《湖山府君行狀》，俱有違謬處，應請抽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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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其書後經重新審查。又《軍機處奏準全燬書目》第八次列有《姑山遺集》，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當作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至此似均訛作準了！ 稱：“壽民生於明季，入國朝至康熙初尚存，而書中語多違礙，且有挖空處，應請銷燬。”又翁氏《東垣集》提要：
《東垣集》二十二卷，明鄧澄著，澄字于德，建昌新城人。萬歷甲辰進士，官監察御史，其集前十四卷皆文，後八卷皆詩。除應記粘簽數處外，或酌存其目。
此書翁氏雖已“粘簽數處”，仍擬議“或酌存其目”，而《四庫提要》後未著錄。檢《軍機處奏準全燬書目》第五次列有《東垣集》，真按：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準字乃簡化字誤也！ 稱：“此書刊本內留有黑臺，真按：疑有誤!-墨臺？ 按其文義，多係指斥語，應請銷燬。”可見即使館臣認為可“存目”之書，經總裁覆審時仍可否決。其實，不僅《四庫提要》撰寫過程中，原擬刻鈔者降為存目，原擬存目者未入存目，變動情況不少，甚至《四庫全書》發鈔階段仍存在撤出增入、抽燬銷燬情況，翁氏分纂稿著錄之書，有一百餘種既不見於《四庫全書》，亦未入於存目，真按：四庫全書-經採進而未著錄之書 其書今多罕覯，或已湮沒不傳，僅賴翁稿略存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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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提要》分纂稿中記錄四庫館禁燬撤銷圖書史料甚富，值得引起重視。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之價值 《四庫全書》編纂中，對“違礙”圖書之禁燬係逐步深入。由於弘曆之干預，乾隆五十年（1785）前後南北各閣《四庫全書》繕寫完成後，仍對其中遺留之“違礙”圖書清查撤換，不惜返工。真按：詞：【返工】因質量不合要求而重新加工或改作。杜鵬程《在和平的日子裏》第二章：“﹝ 老閻 ﹞滿腹心事地望 梁建 的背影，又望那個必須返工的橋墩。” 楊沫 《我和＜東方欲曉＞》：“從此，我決心對這部作品重新返工。” 《四庫提要》因著錄大量“存目”書，成書尤經反復。《四庫提要》編纂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始，至四十六年二月初稿完成，四十七年七月進呈，其後又由紀昀主持修改，數易其稿，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後始付刻。《四庫提要》刻本與《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趙懷玉所刻《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及今存各分纂稿於內容文字、底本著錄等方面之差異，多與四庫館清查撤銷圖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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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纂稿保留四庫館禁燬書紀錄同時，又反映圖書審查中之其他細節，試舉二例：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之價值
（一）四庫館初期剔除圖書，有因內容重複、卷帙不完及版本不合，而非因內容“違礙”者
如翁氏分纂稿中記錄，宋周必大所撰《思陵錄》、《龍飛錄》兩種，已載入《文忠集》；《靈星小舞譜》一種，已載《樂律全書》中。因全書已收，故零種不再立目。重複者不收以外，內容不全者亦予剔出，如翁撰《宋徽宗宮詞》提要謂：“非全書也，不應入校閱單內。”《澄水帛》、《六月譚》提要謂：“此二種係在茅元儀所著各種內，不必存目，并不應入校閱單內，亦毋庸印戳記，不列銜名。”（按：此二書後遭禁燬。）又如陳繼儒《白石樵真稿》提要謂：“《明史‧藝文志》載其《晚香堂集》三十卷，此合尺牘纔二十八卷而無詩，且其前有眉公《見聞錄》自序一篇，則《見聞錄》應在集中，而集中無之，則此集未全，不必專存其目也。”
四庫館採集圖書來源頗廣，採進之書版本情況又甚複雜，如不加清理，則重收誤收，勢所難免。館臣校書多係分工作業，於所見之書須先確定其卷帙完整與否，提出處理意見，再由總纂協調定奪，此實集體編書時不可或缺之安排。以上兩種情況以外，分纂官遇某書版本與有關著錄不符，亦取慎重態度。仍以翁稿為例：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明華亭張鼐著，《明史‧藝文志》載其《寶日堂集》六卷。此集以今館臣恭辦《全書》之體論之，自是不應存目。雖《明史‧藝文志》內亦已載其集，然但曰六卷，則或非此本亦未可知，而此集則不應存也。
《鏡山庵集》二十五卷，明高出著。出字孩之，真按：氏著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前言亦有.又沈津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亦用. 萊陽人，萬曆戊戌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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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曲周、高陽、盧氏三縣，升南京戶部主事，歷官河南按察使。朱彝尊《明詩綜》載其有《盧隱》、《郎潛》二集，而此乃全集。蓋統編又在後耳。彝尊稱其為詩不襲歷下，然其中古樂府之類，亦全襲面目，陳陳相應而已。真按：陳陳相因？ （翁注：以下空，不寫銜。）
此種集以今館臣恭辦全書之體，似不應存目。然明人萬曆年間以後之集恐不止此，應否商定畫一。且不應校辦。
以上只就集論集，若辦其書，則方綱另有粘簽，請總裁酌定。並請定一畫一之例，以館中之書恐不止此一種也，且不應校辦。
簽曰：《鏡山庵集》二十五卷，明高出著。其集之是非勿論已，即以今館臣恭辦《全書》之體，此等集不但不應存目，且不應校辦；不但不應校辦，而且應發還原進之人。從前於明末茅元儀所著書卷前亦已粘簽，候總裁大人酌定。明人萬曆以後之書恐不止此，應如何商定畫一，請酌定，俾各纂修一體照辦。方綱謹識。
以上二書後均入禁書目錄，翁氏分纂稿所撰提要及簽記，除指出其“不但不應存目，且不應校辦”外，同時反映所見之本與《明史‧藝文志》、《明詩綜》等著錄不合，故特“粘簽”提請總裁注意，希望針對版本差異問題定出統一體例，以便處理明末刻印圖書時有所據依。
（二）四庫館初期清查圖書之重點，在明代萬曆以後人所撰史部及集部著作
細檢翁氏分纂稿中注“燬”各書提要，如陳繼儒《白石樵真稿》、艾南英《天傭子集》、黃宗羲《明文案》、蔡復一《遯庵全集》、李應升《落落齋遺集》、周宗建《周來玉奏議》等，呈稿時均附有“簽記清單”，以供總裁復核。如《白石樵真稿》書名下記“此內詆觸違礙共記廿一簽”，並詳列簽出之條在某卷某頁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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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遯庵全集》書名下記“共記悖觸違礙五十簽”，並細列某頁某行“悖觸”、某頁某行“違礙”，甄審綦嚴。
此外，翁氏發現有“違礙”處並經粘簽記之書，所撰提要仍多建議“存目可也”，“應存其目”，如《天傭子集》提要謂：“至其編次評語內多引述呂留良、錢謙益之處，則宜痛加削去者也，應存目而核正之。”又《遯庵集》提要謂：“此書有悖觸違礙處粘簽至五十處，而又有一本全簽出者，恐不可據此存目，則或除應銷毀者外，另就餘卷存目可否。”由此可知，各纂修官承命校書，乃屬例行功課，各書最終之應燬應存，均由總裁官定奪。翁稿中書名旁所注“燬”、“酌”字，疑為經總裁審校後所加。翁稿未注“燬”字而仍入於禁書目錄者，則反映四庫館禁書範圍後來逐步擴大。真批：此全因襲吳格氏一己于翁稿書前言14頁之語.唯翁稿二字由提要稿三字改易爾.下文亦然.二處可作比勘！
四庫館初期清查明末圖書，對萬曆前及萬曆初刊之書，禁例尚寬。如明鄒德涵《鄒聚所文集》下記：“此人卒於萬曆九年，是以無違礙記簽處。”明程文德《程文恭遺稿》下記：“此人卒於隆、真按：隆慶 萬之際，真按：萬曆 其第三卷內諸疏言嘉靖間山西等處之事，皆非違礙，是以毋庸記簽。”據此可知初期清查圖書，僅以時代為界限，未及逐書爬梳，究查至苛，至四庫館後期，禁例愈嚴，清查愈細，翁氏初擬刪除違礙之語後仍入存目者，自然均在禁燬之列。
綜上所述，《四庫提要》分纂稿之收集與整理，對於《四庫全書》及《四庫提要》編纂之研究，已提供大量可供深入探討之史料。新史料之發掘，對於相關課題研究視野之開拓作用，無須贅言。存世《四庫提要》分纂稿尚待訪求，比勘研究則猶未有盡，深盼中外同道相與切磋，共同致力於此，庶不負四庫纂修官遺稿彙輯成編之機緣。真批：愚雖不敏，何其至願于此，然不意上網共享，不但未開風氣，反惹來一身腥！ 《四庫提要分纂稿》之輯集，如前所述，肇端於《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之整理，2001年，筆者承澳門圖書館鄧美蓮館長與上海圖書館王世偉先生之囑，承擔翁氏手稿整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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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經辨識原稿、過錄文字、標點分段、添加校注、增補別錄、編目索引等工作，歷時五載，始克完命。茲承上海書店出版社卓識，復命彙輯存世《四庫提要》各分纂稿，以供文獻學者研究四庫學之助，遂不辭駑駘，再閱寒暑而成茲編。樂怡女士襄助整理，多著辛勞。杜澤遜先生見示《四庫全書》底本提要蹤跡，多賜教益。真按：杜澤遜與四庫學 真按：杜澤遜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王亮、楊光輝代為檢校輯稿，殊感厚誼，上海書店出版社編輯悉心閱稿，多所匡正，尤深銘感。王世偉君嘗親炙顧廷龍、潘景鄭、胡道靜，呂貞白諸前輩，於文獻研究深有造詣，故能於流略之學不廢研討，先後促成二書問世。筆者獲與合作，深感榮幸，謹致謝忱，並記原委。公元二○○六年盛夏識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奉仕園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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