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宗顧亭林(131-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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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 為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腎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 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乃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 殳文，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徒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 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 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 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 信題署用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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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日知錄》卷二十一，〈字〉。３８《日知錄之餘》卷一，〈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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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漢興而有草書。」３８
他又引《漢書‧藝文志》和〈書品序〉之言說：「《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倉頡》七章者，秦承相李 斯所作也。《爰曆》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 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曆》、《博學》三書，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武帝時，司 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時，黃門（口）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 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 章，凡一百二章，無複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 焉。」庾肩吾〈書品序〉：『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制，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３９
又引元吾邱衍《學古編》之言說：「元吾邱衍《學古編‧辨字》：『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倉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盡） 【畫】文象蝦蟆子，形如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為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鈎殺，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謂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為大篆。四曰秦隸。秦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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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 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言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 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為最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 十七舉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古）【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名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 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末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４０
對於文字學理論，亭林亦有新的見解。他既精於音韻之學，復從音韻學之視角而研究文字之構成，因此，對漢字「六書」理論就自然得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解。 如其在《音論》卷下論「六書」中之「轉注」說：「唐張說〈故廣州都督甄公碑文〉曰：『鍚姓因生如堅之讀形聲轉注以真為音。』宋張有曰：『轉注者，展轉其 聲，注釋他字之用也，如其無少長之類。』《禮部韻略》曰：『老字下從匕音化，考字下從ㄎ音巧，各自成文，非反匕為ㄎ也。』《周禮》：『六書三曰轉注，謂一 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衛常《書勢》云：『五曰轉注，考老是也。』裴務齊《切韻》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 其說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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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日知錄之餘》卷一，〈隸書〉。４０《日知錄之餘》卷一，〈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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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古則曰：『自許叔重以來，以同意相受，考老字為轉注，依聲托事，令長字為假借。之說既興，康成以之而解經，漁仲以之而成略，遂失假借轉注之本指。』蕭楚 謂：『一字轉其聲而讀之，是為轉注』。近世程端禮謂：『轉注為轉聲，假借為借聲。』足正考老之謬。楊慎曰：『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 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分計之，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 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陸深《書輯》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為別字，令長 之類是也；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別用，能朋之類是也。』」４１
從前的學者都以「轉注」為轉義之謂，而亭林則強謂「轉注」乃轉其音，這自然是一種新穎的觀點。因此，亭林特別注重從聲音以通文字訓詁，並批評前人不知音 訓而不能通古。他說：「然古人之字，有定作一聲者，有不定作一聲者。既以四聲分部，則于古人之所已用，不得不兩收、三收、四收，而其所闕漏者，遂為太古之 音，後人疑不敢用。又江左諸公，本從辭賦入門，未通古訓，於是聲音一而文字愈凡，作賦巧而研經彌拙，且使今人、古人如異域之不相曉，而?音之說作。」４２
在文字學理論發展史上，東漢許慎所作《說文解字》居於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過去的學者們都非常尊信《說文》，視《說文》的見解為金科玉律，不敢妄加一 辭，以致流於盲從。亭林對《說文》亦十分尊重，他認為「論字必本《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４３但對其缺點，亭林並不回護，而是實事求是地進行 了批評。他說：「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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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得以識古人製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 傳，毛萇、孔安國、鄭眾、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為盡得古人之意，然歟？ 否歟？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 讀者，將何所從？二也。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湮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改經典而就 《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R秦』 從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從木為居，『薛』從辛為辠，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為『■』，訓為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為『■』，訓為臿 土；『威』為姑；『也』為女陰；『■』為擊聲；『困』為故廬；『普』為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 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剿說而失其本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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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音學五事》，〈音論‧卷下‧六書轉注之解〉。４２《音學五書》，〈音論‧卷中‧四聲之始〉。４３《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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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為法古；『用』為卜中；『童』為男有辠；『襄』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會敺禽；『辱』為失耕時；『臾』為束縛捽抴：『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 『宰』為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曌師之而制字，荊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 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亳』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 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歟！」４４
亭林的這些批評，可謂鑿破混沌，振聵發聾。但是，由於奔走旅途，久客荒壤，所見古書有限，許氏《說文》原書，亭林當時並末讀到，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 對《說文》的深入研究。故他在《日知錄》卷二十一「說文」條中曾慨喟說：「《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事實上，那時毛氏汲古 閣所刊徐鉉校定的許氏原書「始一終亥」的本子尚未流行，他所讀到的本子，實為宋人李燾依韻目改編而成的《說文五音韻譜》，是「始東終甲」的本子，看來亭林 是誤以李燾為徐鉉了。
亭林雖並未集中精力對《說文》進行系統的研究，但發凡起例，對許氏不曲從，不阿好，這種嚴謹的學風，對於後來乾嘉諸儒以科學的態度去研究整理《說文》， 是很有啟發的。並且，由於亭林對《說文》的推崇，激起了清儒爭相研究《說文》的高潮。據近人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卷首〈引用諸書姓氏錄〉所載，清代研究 《說文》的學者，從顧炎武到章炳麟，前後共有二二○餘家，略有成就的也有五十餘家，而其中尤以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四大家最為卓然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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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大師前後繼起，大著迭出，使《說文》學一時成為清代的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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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日知錄》卷二十一，〈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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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學宗傳
亭林素稱清代經學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學頹廢之時，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學術綱領，上矯宋明理學末流，下啟清代樸學先路，對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經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作 為開創一代學風的先行者，亭林之經學自有其師承淵源，亦有其學派歸屬。然而，長期以來，學者們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論和分歧。在經學史上，本有 所謂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別，有所謂漢學和宋學之分。於是，有的學者把亭林之經學歸於古文學，如謝國楨認為亭林之經學「蓋本諸古文家之言」。１有的學者把 亭林之經學歸之於漢學，如周予同在〈從顧炎武到章炳麟〉一文中說：「到了乾隆以後，顧炎武所提倡的『漢學』（東漢古文經學）大為流行，而顧氏也遂被推為清 代『漢學』的開山祖師。」２還有的學者把亭林之經學歸之于宋學，如江藩認為，「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為宗。」故其作《漢學師承記》，以為梨 洲、亭林「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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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二人不能入漢學宗傳，而惟附之於冊後。３此外，馮友蘭、錢穆亦以亭林之經學為宋學餘緒。４其實，我們只要細看亭林的《日知錄》、《左傳杜解補正》、《五經同異》諸書，即可知亭林治經，走的是「通學」的路子，與一般困守宗派、森嚴門戶的經學家迥乎不同。
（一）關於今古之別問題
經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而興起，在兩漢則有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交替流傳。今文派盛行於西漢，依據漢初隸書本的《五經》，偏重於「微言大 義」。其立於學官的，有十四博士。計《詩》分齊（申培）、魯（轅固）、韓（韓嬰）三家；《書》分歐陽（生）、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禮》分大 戴（德）、小戴（聖）二家；《易》分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氏（房）四家；《春秋》分嚴（彭祖）、顏（安樂）二家，皆主《公羊傳》。至宣帝時 又立《穀梁傳》為博士（故《穀梁》實不在十四博士之內）。古文派盛行於東漢，依據漢武帝時發現的古文經典，偏重於「名物訓詁」。其《易》主費氏（直）， 《書》主孔安國《古文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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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謝國楨《顧亭林學譜》，第七十四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初版。２《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第七六一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 版。３《國朝漢學師承記》，第一三三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４參見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三卷，第三七六——三七七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 九年；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第一頁、第一六一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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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主毛氏（毛公），《禮》主《周禮》與《逸禮》，《春秋》主《左傳》。古文經學經劉歆之提倡，杜子春、鄭興、鄭眾、衛宏、賈逵、馬融、許慎、服虔、盧 植等諸大師競相推衍其說，與今文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並逐漸壓倒今文經學而立於學官。到漢末，鄭玄、王肅前後繼起，他們混合今古，遍注群經，不論家法師 法，自創一家之言，於是又產生通學派。漢末魏晉之際，鄭、王之學盛極一時，天下經生盡皆歸之。於時雖有今文學家如何休、虞翻，古文學家如荀爽、杜預等嚴守 今古門戶，但經學流派終歸趨於混同，今古文學之爭於是逐步消亡了。如王弼《易注》，雖用費氏，而說解不同；何晏《論語集解》，雖采鄭注，而不僅主鄭；范寧 《穀梁集解》，雖存《穀梁》舊說，而不專主一家，如此等等。其後，六朝的南北學，隋唐的義疏學，雖然虛實繁簡不必盡同，然講經大都兼采眾說。南學之皇侃， 北學之徐遵明、熊安生，隋唐之孔穎達、顏師古、賈公彥、陸德明、李鼎祚等經學大師，莫不如此。
亭林篤志經史，對於歷代經說，均很重視，並一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曾說：「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 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５故其經學研究，唯求是為真，以通經為的，既不講究師法、家法之異，亦不突顯今文、古文之別。
從其所考究的經典來說，亭林對今文經典和古文經典一視同仁。例如，關於《尚書》的今古文問題，他說：「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 二。……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６對於《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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