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探索（Cultural Anthropology）(49-74頁)第三章　文化人類學的倫理與研究方法

張貼者：孫守真 9月 23, 2013

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探索（Cultural Anthropology）(49-74頁)第三章　文化人類學的倫理與研究方法

書首

第三章　文化人類學的倫理與研究方法

本章摘要

　　一、倫理

　　二、研究方法-民族誌

　　三、民族誌研究技術

　　觀察及參與觀察

　　相處共話、訪談、訪談表系譜法

　　主要的文化報導人生命史

　　當地人的信念與認知、人類學家的信念與認知

　　民族誌的演進過程

　　問題取向的民族誌

　　長期研究

　　團隊研究

　　文化、空間與範圍

　　四、調査研究

【見原文】

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1884-1942）坐在初步蘭群島的村民中間。他一向被認定為「民族誌之父」，這張圖片顯示他與那些村民間的關係？

本章摘要

　　基於倫理與法律的理由，人類學家知道不能只因某件事情具有科學價值，就可以進行研究。人類學家最深刻的倫理承諾就是針對她（他）所研究的人群。民族誌係指對於當地文化場景——田野地點所做的第一手研究。民族誌研究者觀察並與當地人進行密切的工作，以了解他們生活的細節。生命史記錄了個人對於文化的經驗。系譜資訊在一些依據親屬、繼嗣、婚姻原則而組成的社區中格外重要。長期研究是對於一個地區或田野地點的長期有系統研究。多地點的民族誌逐漸變得常見，其範圍包括了超過一個以上的田野地點，由一個團隊或個人所完成。

　　傳統上，文化人類學家在小規模社會進行研究；社會學家則是在現代國家。社會學典型的調查研究，究竟與民族誌有什麼不同？調查研究者對於識字的受訪者進行研究，讓研究對象自己填寫問卷，社會學家針對樣本進行研究，以便對於大規模的人群進行推論。現代國家的社會生活多樣性，使得人類學家也必須採用某些調查研究方法。然而，人類學家依然保持著民族誌研究的特色——第一手的研究調查。

　　2000年，人類學受到新聞報導的指控所震憾，這些控訴是針對曾經在委內瑞拉及巴西的亞諾馬尼印地安人（Yanomani Indians）進行田野工作的研究者。在《黃金城的黑暗面》（Darkness in El Dorado）一書中，一位獨立調查的新聞記者提爾尼（Patrick Tierney）和其他人，對受到社會尊崇的已故醫學與遺傳學家尼爾（James Neel）及知名人類學家査格儂（Napoleon Chagnon）在研究期間的不當行為，提出控訴。提爾尼宣稱，尼爾在事先知情的情況下，使用一種帶有危險的麻疹疫苗，提爾尼認為此舉傷害了亞諾馬尼人，而不是幫助他們。美國人類學會（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 AAA）組織了一個工作團隊，檢視提爾尼的控訴。下文討論2002年7月1日，針對這件事情的研討會最終報告。針對尼爾博士是否要為其給予亞諾馬尼人的麻疹疫苗而受到嚴厲譴責，這個工作團隊的決議認為這些疫苗「毫無疑問地…解救了許多生命」，而且是「一個有益的措施」。美國人類學會的報告也發現，許多對查格儂的指控是錯誤、未經證實、誇大其詞、或是顯示他的判斷有瑕疵，但不是倫理失措。

　　提爾尼的書，以及各式各樣的人類學家所提出的回應，在人類學專業領域裡引起騷動。醫師、遺傳學家，以及多位傑出的人類學家集合起來為尼爾辯護。許多人類學家也為查格儂辯護，指出提爾尼的論述中的一些瑕疵。其他人則願意相信對於査格儂的詆毀——可能是因為查格儂有關亞諾馬尼人的民族誌書籍與影片裡面，所提出的盛氣凌人的論述感到質疑。許多人類學家將查格儂的論述視為誇大其詞，而且是令人難以信服的，尤其是他運用生物學的模型解釋人類的攻擊性。還有許多其他人認為，查格儂的書被挑出來施以不公平的批評，是因為他的非主流理論觀點，或是出自於職業上的忌妒感。完整的最終報告可在美國人類學會網站之中取得（http://www.aaanet.org/edtf/index.htm）。

高等教育新聞報

人類學會的報告批評研究亞諾馬尼人的學者，以及對他們提出控訴之人

　　　　新聞評論，大衛•葛林（David Glenn），2002年7月2日

　　2002年7月1日，美國人類學會在一場研討會中，針對幾位知名人類學家在1960年代晚期，在亞馬遜河流域研究印地安人時忽視倫理行為的指控，提出了最終報告。除了進行事實的解析外，這篇報告也評論了被指控的人類學家以及指控者。這一本304頁的報告包含了許多篇反省論文，期望改善那些研究原住民社群的人類學家的倫理行為。

　　提爾尼2000年的《黃金城的黑暗面》（Darkness in El Dorado）一書，圍繞在人類學家對於亞諾馬尼人的研究，這個族群生活在巴西與委內瑞拉的偏僻區域。提爾尼指控在1960年代晚期，查格儂（現任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人類學教授）及已故的尼爾（長年在密西根大學擔任人類遺傳學教授），曾經不顧一切後果地危害他們研究的社群。在最嚴厲的指控中：查格儂狡詐地鼓勵對於亞諾馬尼人的謀殺性暴力行為，尼爾先生對於亞諾馬尼人施以麻疹疫苗的動機，出自於科學好奇心，比堅實的醫療行為還要多。

　　對於提爾尼一書的評論強烈地否認這些指控，而且先前有兩篇報告——由美國人類遺傳學會及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提出的——已發現這些指控是不正當的。

　　在這本報告的簡短前言中，學會的行政委員會宣稱，提爾尼的書中「對於人類學家在亞諾馬尼社群的作為， 真按：缺下引號，當作-提爾尼的書中「對於人類學家在亞諾馬尼社群的作為，包含許多尚未發現的、誤傳的、感情用事的指控。」包含許多尚未發現的、誤傳的、感情用事的指控。但是這篇報告也提到，這本書雖然「有非常大的缺陷，…但也（呈現了）我們必須面對的倫理議題。」其中：

　　亞諾馬尼人在大眾傳媒中的再現形式。這本報告發現，當新聞機構提出對於亞諾馬尼人過於簡單的、醜化的描寫，把他們視為非常好戰的——用查格儂的話來說：「凶惡的國族」。查格儂並沒有提出干預

。

　　在獲得亞諾馬尼人的血液樣本時，並沒有取得事先知會的同意。這個報告結論道，尼爾先生和他的同僚並沒有解釋給亞諾馬尼人了解，某些採取血液樣本的程序「並不會產生立即的健康效益」。人類學會的討論會議主張，這個行為未能符合在1960年代末期所建立的取得事先知會同意的倫理標準。

　　這個報告也包括了一些探討黃金城爭論論文，對於人類學較大的倫理規範所具有的意涵。其中一篇論文由瓦金斯（Joe E. Watkins）所撰寫，他是美國印地安事務局的考古學家，也是美國人類學會的倫理委員會的主席。瓦金斯寫道，這個亞諾馬尼人事件應該提醒這個領域，重新檢視並強化一些行為準則，包括在人類學家與他們所研究的人群之間，事先知會的同意〔以及〕禮物餽贈。

　　對於這項報告的最初回應是毀譽交加的。費雪（Michael D. Fis her），英國肯特大學的人類學資深講師，他在一封電子郵件的訊息中，批評了這個研討會成員所犯下的錯誤，因為他們只依據幾項對於事實的問題與詮釋，就達成共識。

　　一個更具懷疑口吻的評估來自漢默斯（Raymond Hames），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的人類學教授——漢默斯說，這篇報告強調媒體對亞諾馬尼人的各種再現形式，他對此感到非常困惑。他說，这篇報告並沒有準確地說出，藉由美國媒體對於亞諾馬尼人的醜化，有哪一些傷害已經被片面地加諸於亞諾馬尼人身上。他說，委員會關心的議題可能是，這樣的醜化已被採礦與伐木利益團體用來做為合理化理由，他們希望把亞諾馬尼人逐出土地。但是漢默斯相信，這些商業利益團體總會想出辦法，把亞諾馬尼人描繪成魔鬼，無論是否有媒體對人類學研究所產生的曲解為輔助。因為這篇報告對這些問題的陳述是含糊其詞的，他說，讀者很難評估，就算查格儂曾經防止媒體醜化他的研究成果，亞諾馬尼人的情況究竟會有什麼不同。

　　伯斯特（James S. Boster），康乃迪克大學的人類學教授指出，一旦提爾尼所提的這種駭人聽聞的指控是錯的，這個委員會花費這麼多力量來處理這件事情，就是愚蠢的行為。「查格儂曾被指控為資本家僱用的殺手，現在他已被證明只是違規停車」。

　　布洛夫斯基（Robert Borofsky），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相信這個委員會「從這場2001年11月舉辦的會議中，創造了非常重要的進展」。在人類學會的那場會議，這個委員會發表了一篇初步報告，這篇報告很快就籠罩在各種爭論之下。兩位委員會的成員表示，他們並未贊同其中的一些用詞，並要求應該撤回這篇報告。

　　然而，布洛夫斯基說他感到非常失望，從11月就已經刊登在人類學會網站的這本最終報告，並未包含一系列有關這個委員會工作的批判性評論。這篇報告包含如何在網路上找到這些評論文章的指引，但是並未將這些評論放在本文之中。

　　本文出處：http://chronicle.com/free/2002/07/2002070202n.htm

一、倫理

　　醫學與法律的組織可對成員進行資格認證，美國人類學會缺乏這種權威，以懲罰其成員的倫理失措行為。 真按：文「獻」學與人類學然而，美國人類學會依然可以調查有關這類行為的證詞，並公佈他們的發現。對於倫理的討論，包括一些引起倫理議題的臆測案例，經常出現在美國人類學會每月發行的通訊中。在附錄二歸納了美國人類學會倫理守則的部份內容，當人類學家計劃與從事研究，以及在國內外與學科同僚相處時，這可做為行為準則。

　　本章檢視文化人類學與語言人類學的倫理與研究方法。對於文化人類學與語言人類學而言，有許多倫理考量是相同的，因為他們的探討對象都是活生生的人們。本章後半段有關研究方法的討論，將聚焦在文化人類學，是民族誌研究。語言學及語言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將在第六章討論。

　　民族誌研究者（ethnographer，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者）經常在自己國家外的地方進行田野工作。在進行田野的地主國家（host country），民族誌研究者向許多人尋求同意、合作與知識，包括政府官員、學者和其他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被研究社群的人們。當研究對象是活生生的人們的時候，人類學家闖進了他們的生活，這時對文化的敏感度是最為重要的。人類學家需要和這個地主國家的學術同僚及社區，建立、維持一些適當的、合作的與非利用性的關係。

　　美國人類學會建議人類學家依循其倫理守則。第二章提過，人類學家對他們的學術領域、廣大的社會與文化、人類物種、其他物種、環境都具有責任。你可能想要查閱這個守則，以補充這個討論的內容。

　　研究者若要在地主國家及社群進行研究，就必須告知官員及學術同僚，這項研究之目的與經費來源、預期的研究成果與影響。研究者必須對所有受到影響的各方人士（從核准人類學家前往田野地點的政府當局，到被研究的社群成員），取得事先知會的同意。在研究開始前，研究者必須告知當地人，這項研究的目的、性質、程序，以及這項研究可能為他們帶來的潛在成本與效益。對任何一位提供資料者或可能受到這項研究影響的個人，都必須從他們那裡取得事先知會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參與這項研究的協議

）。

　　在田野工作可以進行前，就有必要展開一套合乎當地文化的關係建立過程，實際進行方式則可能隨各國情況而異。例如，回想1966年我開始準備在馬達加斯加的第一次田野工作。在抵達馬國前，我從該國駐法國大使館取得簽證，在法國進行了六個月的語言準備（譯按：馬國早年為法國殖民地）。我一抵達馬國首都安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就立即拜訪當地大學的人類學家，借重他們的專長，並就我的研究計劃內容，請他們提供建議。之後，當我抵達準備進行研究的這個族群（貝其力奧Betsileo）的土地時，我拜會省長。我與所有可能進行研究的較低層級行政單位首長見面。接下來，在最初寄宿的小鎮上，我與當地的知識分子建立友誼。城鎮具有許多延伸到鄉村地區的社會網絡——我會在鄉村從事大量的田野工作。透過個人的接觸，我創造了一個網絡，其後這個網絡使得我能在幾個鄉村聚落進行研究，其中一個就是我的主要田野地點。在我停留馬國期間，我跟那些從一開始就提供協助的學者與官員保持聯繫。當我後來申請經費回到馬國進行研究時，我把其中兩位學者納入受到這項經費資助的參與者。

　　依據美國人類學會的守則，人類學家受到田野工作地點的人們所給予的恩惠，應以適當方式回饋。例如，北美地區的人類學家如果在其他國家進行研究，非常合適的回饋方式是：（1）將地主國家的學術同僚納入研究計劃與經費補助對象；（2）與這些同僚及其組織，建立起通力合作的關係；（3）將地主國家的同僚作品納入研究結果的出版品中。當然，在文化與語言人類學，如同其他的次領域一樣，人類學的主要道德責任就是針對那些被研究的人們。他們的福祉及利益應被放在最優先。

　　二、研究方法——民族誌

　　在二十世紀之交，文化人類學開始與社會學分道揚鑣。早年研究社會的學者，例如法國學者涂爾幹（Emile Durkeim），同時就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創始者之一。涂爾幹對於簡單社會與複雜社會的組織加以理論化，他運用了對於澳洲土著的文獻資料（Durkheim 1912/1961）以及有關現代國家之中大眾現象（例如自殺率）的資料（Durkheim 1897/1951）。後來人類學專精於前者，社會學專精於後者

。

　　早年學者在印地安（美洲原住民）保留區進行研究，還有航行到遠方研究搜食者與農耕者的小型群體時，人類學就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這種對於當地文化場景所做的第一手、個人的研究，稱為民族誌。傳統上，成為一位文化人類學家的過程，大多需要在另一個社會的田野經驗。早期的民族誌研究者生活在小規模、相對孤立的社會，當地具有簡單的技術與經濟體系。

　　如此，民族誌就發展成為一種研究策略，探討對象是文化一致性較高與社會階層分化較少的社會，而不是大型、當代的工業化國家社會。在這些非工業化社會的場景，民族誌研究者只須思考較少的濡化方式（一個人學會文化知識的過程），就可以了解社會生活。傳統上，民族誌研究者試圖要了解一個特定文化的全貌（或者，更確實地說，在時間與認知有限的情況下，盡其所能做到這一點。）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民族誌研究者採取一種沒有特定範圍的策略來蒐集資料。在某一個特定的社會或社群之中，民族誌研究者走過一個又一個的場景、地點、主題，來發現社會生活的整體面貌與相互連結。

　　民族誌擴充了我們對於人類多樣性的知識，藉此對於有關人類行為與社會生活的普遍原則，提供了一個基礎。第一章指出，民族誌包含了在某個特定社會的田野工作，民族學（ethnology）則是文化人類學的比較面向。民族學的目標在於，深入了解、比較與解釋文化相異性及相似性，並且建立有關社會與文化體系如何運作的理論。你可能會想要翻閱第一章的「科學、解釋、與假設驗證」這個段落，透過這裡所提的各項研究技術所收集的民族誌資料，究竟要怎樣被用來比較及對比各個社會與文化，還有建立相關的普遍原理。

　　在這一章，我們將焦點放在民族誌田野技術。民族誌研究者運用各式各樣的技術，從各個層面來全面了解異文化生活方式的一個圖像。人類學家經常運用這裡討論的幾項技術（但很少全部用上）。

　　三、民族誌研究技術

　　民族誌研究者所使用的典型田野研究技術（field techniques），包括下列幾項：

1.對於日常行為的直接、第一手的觀察，包括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2.運用各種正式程度不同的訪問方式進行訪談。從有助於維持互信關係的閒話家常，到提供當場正在進行的活動的知識，到長時間的訪談（interview），訪問可以是有結構或無結構的。可使用格式化的、預先印妥的訪談表格（interview schedule），確保任何一位對於這項研究感到興趣的人，能取得完整的、可資比較的資訊。

　　3.系譜法（genealogical method）。

　　4.就社區生活的一些特殊領域，與主要報導人（key consultants）進行詳盡的田野工作。

　　5.深度訪談，通常會導向收集特殊個人（敘述者）的生命史（life histories）資料。

　　6.對於當地的信念與認知方式所做的探索，這可與民族誌研究者的個人觀察與結論進行比較。

　　7.各種問題取向的研究。

　　8.長期研究——對於一個區域或地點所進行的連續性長期研究。

　　9.團隊研究——由多位民族誌研究者所進行的協同研究。

　　10.大規模研究法——以深入了解現代生活的複雜性o

　　觀察及參與觀察

　　民族誌研究者逐漸了解他們的主人，並且對當地人生活的整體面貌保持興趣。民族誌研究者必須注意數以百計的，有關日常生活、季節事件與突發事件的細節資料。他們必須在各種場合裡面，觀察個人行為與集體行為。必須依據眼見為憑的現象如實記錄。各項事情會漸漸不如剛到達當地的頭幾天或幾個星期所見的那麼怪異。到最後，民族誌研究者對於一開始曾感到怪異的當地文化模式，會逐漸熟悉並接受它，將它視為正常狀況。民族誌研究者大多在田野裡面停留超過一年的時間。這讓他們可以觀察一整年的循環。稍稍超過一年的停留期間，可以讓民族誌研究者重新體會她或他抵達此地的那一個季節，在那段期間，由於剛開始的不熟悉與文化震撼，某些事件或過程可能會被漏失。

　　許多民族誌研究者在個人日記（diary）裡面，記載了他們對當地的印象，這是與正式的田野筆記（field notes）區別開來的。往後，這項最初印象的資料，將有助於指出文化多樣性的一些最基本層面。這些層面包括獨特的味道、當地人發出的聲響、他們吃東西時如何遮掩嘴巴、他們如何凝視別人等等

。這些模式可能過於基本，以至於被看成無關緊要，然而這是馬凌諾斯基所說的「在土著生活及典型行為之中，無法估量的層面」（Ma linowski 1922/1961：20）。這些文化特徵可能是非常基本的，因此被當地人視為理所當然。它們也太過尋常，所以沒有人會談論，但由於初來乍到的人類學家對這個地方的不熟悉，他的獨特目光將這些現象挑了出來。在此後，因為這些現象變得熟悉，就逐漸消失在意識的邊緣。最初的一些印象是相當有價值的，而且應該被記錄下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對於在田野所見的一切事物，民族誌研究者應該是精確的觀察者、記錄者與報導者。

　　民族誌研究者並不是在實驗室的牢籠中研究動物。心理學家對於鴿子、雞隻、白老鼠及兔子所做的實驗，與民族誌研究程序大大不同。人類學家並不會有系統地控制對研究主體的酬賞與懲罰（操作制約），或讓他們暴露在特定的刺激之下。我們的研究主體並非不會說話的動物，而是人類。民族誌的研究程序並沒有包括以下的情況：操縱他們、控制他們的環境、或是以實驗的心態引進某些行為。

　　民族誌研究者致力和我們的主人建立互信關係（rapport）——建立在個人接觸基礎之上，一種良善的、具有友誼的工作關係。民族誌最具特色的研究程序之一，就是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這意味著當我們研究這個社區的時候，參與了這個社區的生活。由於人類是共同生活的，我們無法成為完全不偏不倚或置身事外的觀察者。我們對於許多正在觀察的事件與過程，也必須參與其中，並嘗試去理解。藉由參與，我們可以理解當地人如何與為何發現這些事件是具有意義的，也可瞭解這些事件如何被組織與執行。

　　為了闡明參與觀察，讓我描述自己在馬達加斯加與巴西的民族誌田野工作的一些面向。在1966到1967年的14個月期間，我觀察並參與了貝其力奧人的許多場合。我在收穫期間幫忙收成，和其他人一起站在稻穗堆的頂端，來把這些稻穗踩實。在九月，為了參加某次二次葬儀式，我為一位村落的祖先購買一塊絲質裹屍布。我進入村落的墳墓，並觀看人們重新包裹祖先的骨骸與腐化中的肉體。我隨著貝其力奧的村人前往城鎮與市集。我觀察他們與外人之間的交易行為，如果發生問題時，有時會提供協助。

　　在巴西的亞潤貝，我隨著當地漁夫的簡陋船舶航行在大西洋上，以了解有關捕魚的事情。我駕著吉普車，把營養不良的嬰兒、懷孕婦女送到首都，還有一次載送一位被鬼靈附身的少女。這些人都需要求助於村子之外的專家

。我在亞潤貝的節慶場合上跳舞、飮用慶祝新生兒的祭酒、並且成為一位村落女孩的教父。大多數的人類學家具有類似的田野經驗。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民族誌研究者與被研究社群）所具有的共同人性，使得參與觀察成為無法避免之事。

　　相處共話、訪談、訪談表

　　參與當地生活，意味著民族誌研究者經常與當地人交談，並對他們所觀察的東西提出問題。隨著他們對地方語言的知識逐漸增加，就會了解更多。學習一種當地語言，有幾個階段。首先是記名稱階段（naming）——逐一詢問出現在我們週遭的各項事物的名稱。隨後我們就能提出更複雜的問題，並理解人們的回答內容。我們開始理解兩位村民之間的簡單對話。假使我們的語言熟練程度夠深的話，最後就能理解一些飛快熱絡的公開討論及群體對話。

　　我曾用在巴西的亞潤貝（Arembepe）與馬國的一項資料收集技術，乃是包含著一種訪談表格的一套民族誌調查方法。1964年，我與協同田野工作者嘗試完成一項對於亞潤貝全部160個家戶的訪談表格。我們幾乎進入每一個家戶（拒訪者少於5%），按照一個預先印妥的表格，詢問一組問題。

　　我們的研究結果，提供了一套關於這個村落的普查資料及基本資訊。我們記錄下每個家戶成員的名字、年齡、性別。我們在這一份八頁的表格收集了許多資料，包括家庭類型、政黨、宗教、現在與先前的工作、收入、開銷、飮食、財產、還有其他項目等等。

　　雖然我們當時進行的是一項調查，但我們的研究取向有別於社會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經常用在大型工業化國家的調查研究設計。後面將會詳細討論的調查研究，涉及抽樣（從一個較大的母群體，選出一個較小的、容易處理的研究群體）以及非個人性的資料收集。人類學家並不是從一整個群體之中，選擇一個局部的樣本。相反地，我們嘗試訪問這個被研究社區的每一個家戶（也就是，取得全部樣本的資料）。我們使用的是一種訪談表格（interview schedule），而不是問卷（questionnaire） 真按：原敓一"n"，徑正！。民族誌研究者運用訪談表，和人們面對面交談、提出問題、並填寫答案。問卷的研究程序，往往是比較間接與非個人性質的；經常由受訪者在表格內填上答案。我們取得一個完整樣本的目標，使得我們幾乎見到村子的每個人，並有助於建立互信關係

。在數十年後，亞潤貝人仍會熱烈討論，我們對他們的生活很感興趣，拜訪每一家，並向他們提出一些問題。我們的樣子與村人過去所認識的其他外來者大大不同，其他人往往認為村人太過貧窮與落後，所以不需要被認真對待。

　　然而，如同其他的調查研究，我們的訪談表確實也收集許多可用在量化分析的資訊。這提供我們一個基礎，仔細衡量村民生活的各種模式與例外狀況。我們的訪談表包含了一組準備向每個人提出的核心問題。然而，在訪問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有趣的衍生議題，我們會在當時或後續研究過程中持續追蹤。

　　我們追蹤這類線索，深入了村落生活的許多面向。例如，有一個女人擔任產婆，後來在我們想了解有關此地的嬰兒生育方式的細節時，她成為重要的文化報導人。另一個女人在城裡見習一種非洲裔巴西人的坎東貝列（candomblé）祭儀。她仍然持續到那裡學習、跳舞、並讓神靈附身。她成為我們的坎東貝列專家。

　　如此，我們依據訪談表所做的調查提供了一個架構，它引導了但並未限制住我們這些研究者。它使得我們的民族誌可以兼具量性（quantitative）與質性（qualitative）的資料。量性資料包含著我們所收集的基本資料，往後可運用統計技術來分析。質性資料來自我們的後續追蹤問題、沒有預設答案的討論、暫停閒聊、還有和主要報導人共同的研究等等。

　　系譜法

　　正如平常人一樣，許多人類學家藉由追溯系譜，來了解祖先與親人。系譜法（genealogical method）是一種發展完備的民族誌技術。早期的民族誌研究者發展出一些記號與象徵，來研究親屬、繼嗣與婚姻（參閱「家庭、親屬與繼嗣」一章）。系譜是非工業化社會的組織基礎，當地人每天都與他們的近親生活與工作。人類學家需要收集系譜資料，以便了解當時的社會關係，並重建歷史。在許多非工業化社會，親屬連結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人類學家甚至將這類文化稱為「以親屬為基底的社會」（kin-based society）。每一個人透過親屬，與彼此建立關係，並將最多的時間花在親屬身上。依附在特殊親屬關係之上的各種行為規則，是日常生活的必要條件。婚姻在組織非工業化社會方面，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為介於各個村落、部族、氏族之間的策略性婚姻，創造了政治結盟關係。

主要的文化報導人

　　每一個社群都會有一些人，因為個人的機運、經驗、天份或訓練，能夠提供關於某些特定生活面向的全部訊息或有用訊息。這些人就是主要的文化報導人（key cultural consultants）。在我花最多時間進行研究的貝其力奧族的伊發托（Ivato）部落，拉科托（Rakoto）這個人特別通曉村落歷史。但是，當我要求他共同進行系譜記錄，探究埋葬在村落墓園裡面的50到60個人的關係時，他求助於表兄弟「週二老爹」（Tuesdaysfather），對於這項主題更為了解的人。在1919年蔓延全球的一場流行性感冒之中，馬國也飽受蹂躪，週二老爹倖存下來。他對這個疾病具有免疫力，因此在親人故世之後，他進行了許多次令人望而生畏的埋葬工作。他對於每一位葬在墳裡的人保有記憶。週二老爹協助我完成墓中人物的系譜。伊發托陪著他， 真按：應是"拉科托"，"伊發托"乃部落名也.-拉科托陪著他，告訴我關於這些已故村人的一些個人細節。- 告訴我關於這些已故村人的一些個人細節。

生命史

　　如同我們一樣，非西方社會的個人在人格特質、興趣與能力上都有所差別。某些村民比其他人對民族誌研究者更感興趣，而且更有助益、風趣與愉快。人類學家在田野中也會發展出好惡，就好像在故鄉一樣。通常，當我們發現某個人特別引起興趣，我們會收集他（她）的生命史（life history）。這樣一個充滿各種經驗的生命歷程的回溯，提供了一個更為平易近人的、個人性質的文化圖像，這是其他的研究方法所無法達成的。生命史可以被拍攝或是錄音，做為後續的回溯與分析之用，這些記錄呈現了特定人士對於那些影響著他們生活的變遷過程，究竟是如何感知、做出反應、以及提出貢獻。由於這種敘述的焦點，放在不同的個人對一些相同問題究竟如何詮釋與處理，因此可呈現任何一個社會之中的多樣性。

　　當地人的信念與認知、人類學家的信念與認知

　　民族誌的一項目標就是發現當地人的觀點、信念與認知。這可拿來相較於民族誌研究者自己的觀察與結論。在這個領域，民族誌研究者通常結合了兩種研究策略：主位觀點（emic，當地人取向的觀點）、客位觀點（etic，科學家取向的觀點）。這些語彙源自於語言學的研究，並且被許多人類學家應用在民族誌之上。哈里斯（Marvin Harris 1968）讓這些語彙變得廣為人知。主位觀點的研究取向探究的是當地人如何思考。他們如何感知與分類這個世界？他們用來解釋行為的規則是什麼？對他們而言，什麼東西具有意義？他們如何想像與解釋各種事物

？在運用主位觀點的研究之中，民族誌研究者依靠當地人們來解釋事物，並且說明某件事物是否重要，藉此探索「當地觀點」。文化報導人（cultural consultant或informant）這個名詞，指的就是民族誌研究者在田野之中想要瞭解的那些人，他們向民族誌研究者教導自己的文化，提供了主位觀點。

　　客位觀點（etic，科學家取向的觀點）在分類範疇、表現型態、解釋與詮釋的探討，將焦點從當地人的概念轉移到民族誌研究者本身。從客位研究方法的認知，一個文化的成員們通常過度投入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情，以致於無法不偏不倚地討論他們的文化。民族誌研究者運用客位觀點，強調他／她（身為一個觀察者）所注意到的並且被認定為重要的一些事情。做為一位訓練有素的科學家，民族誌研究者應該嘗試將一種客觀以及具有穿透力的觀點，帶到異文化的研究之中。當然，民族誌研究者如同其他科學家一樣，也是一個帶有文化盲點的人類，這使得他們無法達到全然的客觀。正如其他科學家一樣，適當訓練可以減少觀察者的偏誤，但是無法完全消除。但人類學家確實具有特殊的訓練，來比較不同社會間的行為。

　　在進行田野工作時，民族誌研究者通常結合了客位與主位的研究策略。當地人的陳述、感知、分類範疇及意見，有助於民族誌研究者瞭解文化如何運作。當地人的信念是相當有趣且有價值的。但是，當地人通常不會承認，甚至也不會認知到其行為的某些起因還有結果。為了要描述與詮釋文化，民族誌研究者應該體認到有一些偏誤來自他們的社會，也來自被研究者的社會。

民族誌的演進過程

　　波蘭裔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他的大部分學術生涯都在英國渡過，被公認為是民族誌之父。馬凌諾斯基與許多同一時代的人們一樣，做出了蠻族民族誌（salvage ethnography），這是依據如下的信念：民族誌研究者的職責，就是研究與記錄那些受到西化過程所威脅的文化多樣面貌。早期的民族誌論述（民族誌），例如馬凌諾斯基的經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1961），類似於早期旅行家及探險家的論述，這是作者對於前所未知的人們與地點所做的描述。然而，民族誌所具有的科學目標，使得它與探險家及業餘寫作者的作品有所不同。

【見原文】

人類學家往往與他們的文化報導人建立個人關係，如本圖的克莉斯緹•基佛（Christie Kiefer）與這位瓜地馬拉織布婦女。

　　充斥在「古典」民族誌的寫作風格是民族誌的真實（ethnographic realism）。作者的目標就是針對一種不一樣的生活方式，由某個擁有第一手知識的人，提出一個精確、客觀、科學的論述。這種知識來自一次「民族誌的探險」，包含對於一種異族語言與文化的深入了解。民族誌研究者的知識權威（擔任科學家、以及「土著」或「異族」的代言人）源自於個人的研究經驗。

　　馬凌諾斯基的民族誌受到以下這個假定所引導：文化的各個層面是相互連結並相互交織的。從描述初步蘭島的一場航海探險開始，這位民族誌研究者開始追蹤這個切入點，與這個文化的其他領域間的關聯性，例如巫術、宗教、神話、親屬及貿易。相較於馬凌諾斯基，現在的民族誌通常不會是無所不包或注重全貌的，而是專注在特定的主題，例如親屬或宗教。

　　依據馬凌諾斯基的說法，民族誌研究者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掌握土著的觀點，他與生命的關係，來了解他對於他的世界所持的觀點。」（1922/1961：25，重點為馬凌諾斯基所加）。對於自觀觀點的必要性而言，這是一項非常好的陳述。從1970年代開始，詮釋人類學（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就思索了一項任務：對於土著而言有意義的事物，加以描述與詮釋

。例如葛茲（Clifford Geertz）之類的詮釋論者，將文化視為有意義的文本，這是土著經常「一讀就懂」的，民族誌研究者則是必須加以解析才能瞭解的。依據葛茲的觀點，人類學家可以在一個文化裡，選擇令他感到興趣的任何事情，補充其細節，然後詳加解釋，將那個文化的意義傳達給讀者。意義是由公共的象徵形式（包含字彙、儀式與風習）所承載。

　　民族誌寫作的現代潮流之一，就是質疑傳統的目標、方法與風格，包括民族誌的真實及蠻族民族誌（Clifford 1982，1988；Marcus and Cushman 1982）。馬庫斯與費斯闕（Marcus and Fischer 1986：24）主張，對民族誌寫作進行實驗是有其必要的，因為世界上所有的人群與文化都已被「發現」，而且處在不斷變遷的歷史環境中，現在必須被「再發現」。

　　一般來說，實驗人類學家將民族誌視為藝術作品與科學作品。民族誌的文本可以被視為文學創作，在其中民族誌研究者擔任媒介者，將訊息從「土著」那裡傳遞給讀者。有一些實驗民族誌是「對話式的」，所呈現的民族誌是介於人類學家與一位或更多位當地報導人間的對話（例如Dwyer 1982 ；Behar 1993）。這些作品將注意力集中在民族誌研究者（後來延伸到讀者），與異文化進行溝通的各種方式。然而，這類型民族誌已遭致一些批評，花了太多時間談論人類學家，用太少時間描述土著及其文化。

　　對話民族誌是一群實驗類型中的敘事方式之——也稱為反身民族誌（reflexive ethnography）。在此，民族誌研究者——作者將自己對這個田野情境的感覺與反應，呈現在文本之中。在反身性敘述，實驗性的寫作策略是非常突出的。民族誌研究者可能採取一些小說手法。包括第一人稱敘事方式、相處共話、對話及幽默等。實驗民族誌運用許多新方法呈現：一個薩摩亞人或巴西人究竟代表什麼意義，這可以傳達給讀者的是，一種對於人類經驗更豐富與複雜的理解。

　　連結到蠻族民族誌的一個概念是民族誌的現在式（ethnographic present）——尚未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之前的那段時期，當時「真正的」土著文化盛極一時。這個概念通常使得古典民族誌具有一種脫離現實的無時間性質。對於這種理想化圖像所提出的雜亂無章的文字記載，只偶而出現在作者對貿易商人與傳教士提出的評論中，這顯示著，事實上這些土著國族早已成為這個世界體系的一部份。

　　人類學家現在承認「民族誌的現在式」是一種非常脫離現實的建構。在歷史過程中，各個文化一直在相互接觸，而且已不斷變遷。在任何人類學家進入之前，大多數的土著文化已與一個外來文化接觸。大多數的土著文化以某種方式，被整合到許多國族國家或殖民體系中

。

　　當代的民族誌往往體認到文化是不斷變遷的，也因此一本民族誌的敘述內容，只適用於某個特定時間點。當代有一種民族誌潮流，就是將焦點放在文化概念如何幫助人們獲取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另一個潮流則描述各種特定的「土著」群體如何參與更大範圍的歷史、政治與經濟過程（Shostak 1981）。

問題取向的民族誌

　　我們見到一個民族誌的發展趨勢，從全貌式的敘述，轉向以更具問題取向與實驗性的民族誌。雖然人類學家對於人類行為的整體脈絡感到興趣，但是想要研究全部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而且田野研究大多處理特定的問題。大多數的民族誌研究者在進入田野前，大多帶著一個想要處理的問題，他們蒐集與這個問題有關的資料。而且當地人對問題的回答並非唯一的資料來源。人類學家也蒐集關於各種因素的資訊，例如人口密度、環境品質、氣候、地理環境、飲食與土地利用。這有時涉及直接數據——降雨、溫度、田地面積、產量、飲食量、或時間配置（Bailey 1990；Johnson 1978）。這意味著，我們引用了政府的文字記錄或檔案資料。

　　讓民族誌研究者感到興趣的資訊，並不侷限於當地人可以（還有實際上）告訴我們的部分。在這個相互連結與複雜程度漸增的世界，當地人對於許多影響他們生活的因素往往欠缺認識。我們的當地報導人對於來自區域、全國、與國際核心地區對他們所行使的權力，可能和我們一樣感到迷惑不解。

長期研究

　　現在地理因素對人類學家的限制，已比過去少了許多，以前可能要花上好幾個月才能夠抵達田野地點，很少重訪。新的運輸系統能讓人類學家擴展他們的研究區域，而且可以一再重訪。現在的民族誌報告通常包括了二次以上田野停留期間所收集的資料。長期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是對於一個社區、區域、社會、文化或其他單位所做的長時間研究，往往是建立在多次重訪的基礎上。這類研究的一個例子是尚比亞的滾貝區（Gwembe District）。這項計劃在1956年就被擬定為長期計劃，由蔻森與史庫德（Elizabeth Colson and Thayer Scudder）所執行，而由他們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協同研究者進行後續計畫。正如許多長期研究的例子一樣，滾貝的研究計劃也是團隊合作——由多位人類學家的協同研究

。滾貝研究計劃是長期的（多次的）與多地點的（考量好幾個田野地點）（Colson and Scudder 1975；Scudder and Colson 1980）。在不同區域的五個部落，已被追蹤長達五十年。定期的部落普查提供了有關人口、經濟、親屬以及宗教行為的基本資料。接受普查的人們如果遷到他處，則會進行追蹤與訪談，以比較他們和留在村內者的生活差異。

　　在持續收集這些部落及個人的基本資料時，一系列不同的研究問題正在產生。首先的研究焦點是一座大型水力發電水庫所帶來的影響，滾貝人因而被迫遷村，這座水庫也帶來道路建設及其他活動的快速發展，使得滾貝人和尚比亞其他地區間的聯繫更加密切。

　　在1960年代末期，教育變成了研究焦點。蔻森與史庫德檢視了教育如何提供了取得新工作機會的方式，它加深了在不同學歷程度者之間的社會鴻溝。第三種研究主題是檢視醸酒與飲酒模式的變遷，包括酗酒行為的增加，和它與不斷發生改變的市場、運輸、還有鄉民受城市價值所影響等現象間，所具有的關聯性（Scudder and Colson 1980）。

　　團隊研究

　　正如前面提到的，長期研究通常是團隊研究。例如，我在巴西的田野地點亞潤貝，在1960年代首次進入人類學世界時，就是一處由田野團隊所研究的村落。它是現在已告結束的「哥倫比亞——康乃爾——哈佛——伊利諾四校人類學暑期田野研究計劃」的四個田野地點之一。至少有三年期間，這個計劃每年送出約二十名大學生進行短期的暑期研究，筆者也是其中之一。我們駐紮在四個國家的鄉村社群：巴西、厄瓜多爾、墨西哥與祕魯。由於吾妻伊莎貝爾‧科塔克（Isabel Wagley Kottak）和我從1962年開始研究這裡，亞潤貝因此成為一處長期田野研究地點。有許多世代的人類學家長期觀察各種變遷與發展面向。這個社區已從一個村落轉變成一個城鎮。它的經濟體系、宗教及社會生活已經轉型了。

　　有一些巴西籍與美國籍研究者共同參與了我們的團隊研究計劃，包括在1980年代（探討電視的影響）與1990年代（探討生態意識及環境危機的認知）。從密西根大學前往亞潤貝的研究生，在探討有關亞潤貝的各種主題時，都援引了我們從1960年代開始蒐集的基礎資料。1990年，密西根大學有一位從事生物文化研究的學生瓊斯（Doug Jones）以亞潤貝做為田野地點，調查身體吸引力的標準。1996年到1997年，頓恩（Janet Dunn）研究家庭計畫及不斷變遷的女性生育策略（Dunn 2000

）。奧力略（Chris O'Leary）在1997年夏天首次造訪亞潤貝，調查一項當地非常驚人的宗教變遷——基督新教前往當地傳教（巴西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隨後他研究了當地不斷變遷的食物喜好（O'Leary 2002）。

　　如此，亞潤貝變成了一個地點，在那裡各類型的田野工作者擔任一組長期研究團隊的成員。最近進入的研究者以先前學者的接觸與發現為基礎，以增進關於當地人如何因應與經營新環境的知識。我認為學術應該是一項集體事業。我們把過去所蒐集的資料放在這個事業中，讓新世代的學者去運用。為持續追蹤當地人不斷產生變遷的態度，並了解電視與家庭計畫間的關係。頓恩重新訪問了多位我們曾在1980年代訪問的婦女。同樣地，奧力略比較了亞潤貝和其他巴西城鎮的飲食習慣與營養狀況，曾採用我們在1964年訪談記錄中的飲食資料。

　　當代世界的變遷力量實在過於全面與複雜，所以無法由一個「獨行俠民族誌研究者」完全了解，這種民族誌研究者從片段的資料出發，並獨自研究，停留一段有限的時間，並將自己的田野地點視為遺世獨立。任何一位民族誌研究者再也不能將他的田野地點，想像成代表某種純淨或獨立自主的實體。民族誌研究者也不應該假定，他對於此一研究地點甚至他所收集的資料，具有排除其他人類學家進入或取得的權利（所有權）。有越來越多的人類學田野地點，包括馬凌諾斯基研究的初步蘭群島，被其他學者再次進行研究。理想上，後進的民族誌研究者與先行者通力合作，並以先前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相較於獨行俠民族誌研究者的模式，團隊工作跨越了時間（例如在亞潤貝這個村子）與空間（例如我們在巴西地區不同城鎮的比較研究），對文化變遷與社會複雜性產生了更佳的理解。

文化、空間與範圍

　　先前討論長期與團隊研究的段落，顯示了文化人類學的一項重要改變。傳統的民族誌研究重點放在一個單一社會或「文化」，這或多或少在空間及時間上被視為是孤立與獨特的。這項轉變則朝向深入了解人群、技術、影像及資訊的持續與不可避免的流動。這項對流動與連結的研究現已成為人類學分析的一部分。還有，反映著今日世界——其中人群、影像與資訊的流動空前快速——田野工作必須變得更有彈性，且建立在一個更大的規模之上。民族誌逐漸變成多時間與多地點的。馬凌諾斯基可以把焦點放在初步蘭島文化，並把他大部分時間花在一個特定的社區。時至今日，我們再也無法像馬凌諾斯基一樣，忽視「外來者」，他們漸漸侵入我們所研究的地方（例如：移民、難民、恐怖份子、軍人、觀光客、發展專家）

。現在對我們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外在的組織與力量（例如：政府、商業、非政府組織），他們在世界各地對土地、人民與資源提出要求。同樣重要的是，深入了解享有不同程度權力的人們及他們如何影響文化，以及在各個文化與社會中社會階層差異的重要性。

　　在古帕塔與佛古森編輯的兩本論文集（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1997a， b），有幾位人類學家描述了，嘗試將文化定位在有界線的空間內，所會遇到的問題。例如，彼得斯（Peters 1997）提到，特別是由於大眾傳媒的關係，當代的人們自動自發地體驗到地方文化與全球文化。他描述這些人是「雙視野的」——兼具「近視」（看到地方事件）與「遠視」（看到來自遠方的影像）。在他們這種「雙視野」情況下，他們對於地方文化的詮釋，往往會受到外界資訊所影響。因此，他們對於家鄉一片清朗藍天的態度，會受到其知識所影響，透過氣象報告，有一個颶風正在接近。國家新聞可能不是全部都符合地方交談所發出的意見，但國家意見可以找到進入地方論述的途徑。

　　人類學家逐漸增加對大眾傳媒的研究，這從時間與空間來說，都是一件異事。這些影像與意見究竟是誰的？它們所呈現的文化或社群是什麼？它們當然不是地方的。媒體影像與訊息透過電子通訊而傳遞。電視把這些東西帶到你的面前。經由按滑鼠鍵，網際網路幫助你發現文化的可能性。網際網路帶我們到虛擬空間，但事實上，電訊大眾傳媒是沒有空間的現象，它在視野上跨越國界，並在形成與維持文化認同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人類學家逐漸增加對移動中的人群的研究。例子包括了人們住在或靠近國界、遊牧民族、季節性遷徙、無家可歸與強制搬遷的人民、移民與難民。當前的人類學研究可能會帶著我們隨著這些被研究的人們一起遠行，當他們從鄉村遷移到都市，跨越國界，或是為了生意而跨國旅行。正如我們將在〈文化交流與存續〉一章所看到的，民族誌研究者逐漸追蹤他們所研究的人群或影像。當田野工作逐漸改變，越來越少針對一個空間固定的田野，我們可以從傳統的民族誌得到什麼？古帕塔與佛古森正確地指出「人類學典型上對每天生活固定型態與生命經驗的重視」（1997：5）。將各個社群視為獨立存在的實體，可能是一件往事。但是，「人類學傳統上注重對特定地點的特殊生活方式的近距離觀察」（Gupta and Ferguson 1997b：25）具有持久不變的重要性。近距離觀察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化人類學有別於社會學與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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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査研究

　　隨著人類學家的研究工作有越來越多是在大規模社會中進行的，他們發展出結合了民族誌研究與調查研究的創新方式（Fricke 1994）。在思考這類由各種田野方法所產生的組合前，我必須先描述調查研究的性質，以及在傳統上學者所做的調查研究與民族誌研究間的主要差異。由於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與經濟學家的研究地點主要在大型人口眾多的國家，他們發展並修正了調査研究（survey research）的設計，這套設計包括了抽樣、不具個人性質的資料蒐集與統計分析。調查研究通常從一個較大規模的母群體中，抽取一個樣本（sample，一個可以被妥善處理的研究群體）。藉由研究一個經過妥善選擇且具代表性的樣本，社會科學家可對這個較大的群體，做出精確的推論。

　　在小規模的社會裡，民族誌研究者會想辦法認識大部分的人們，但是在國家的規模與複雜性都更為龐大的情況下，調查研究不可避免地變成較不具個人性質。調查研究者將其研究對象稱為受訪者（respondent）。他們是在一項調查中，對問卷提出回答的人們。有時候調查研究者會親自訪問他們。有時在碰面後，他們要求受訪者填寫一份問卷。在其他的例子，研究者將預先印妥的問卷寄送給隨機選擇的樣本，或要求研究生對樣本進行訪問或電話訪問。（依據統計學，在一組隨機樣本（random sample）中，這個母群體的所有成員都具有相同的機會，被選擇納入這個樣本之中。一組隨機樣本是經過隨機抽樣程序而被選擇出來，例如亂數表，這可以在許多統計學教科書中找到）。表3.1歸納了民族誌研究與調查研究間的主要區別。

　　近年在美國或加拿大長大成人的任何一個人都聽過抽樣。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是用來預測選舉的民意調查。媒體僱用民調機構來預測選舉結果，並且在投票所舉行出口民調，以發現哪些種類的人們投票支持哪一位候選人。在抽樣過程中，研究者蒐集有關年齡、性別、宗教信仰、職業、所得及政黨傾向的資訊。我們現在知道，這些特性（變項variables——在一組樣本或母群體的成員中，彼此有所差異的某些特性）會影響政治投票的選擇

表3.1民族誌研究與調査研究的對照

民族誌研究調查研究研究整體的、正在運作的社群研究一個較大的母群體中的一組小樣本通常是建立在第一手田野工作的基礎上，在研究期間，通常是在研究者與當地主人基於個人的接觸，建立互信關係後，才收集資料。在研究對象與研究者間，往往很少有個人的接觸，訪談通常是由助理透過電話訪談或預先印妥的問卷來進行。通常對於地方生活的所有面向都感到興趣（全貌觀）。通常關注在少數變項，例如，影響選舉的各種因素，而不是關注人們生活的整體。傳統上在非工業化、小規模的社會中進行，當地人通常欠缺閱讀或書寫能力。通常在現代國家中進行，大多數的人們都識字，受訪者能夠自行填寫問卷。很少運用統計資料，因為被研究的社區大多是小型的，除了基於年齡、性別與個人人格特質的變異外，具有很少的差異性。大量依賴統計分析，以便對於一個大型且具差異性的人群進行推論，其基礎在於對這個群體的一個小規模的次群體所收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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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著社會認同與行為的變項數量，隨著社會複雜程度而增加，並可被視為社會複雜程度的一項指標。相較於民族誌所描寫的小型社區，在一個當代國家中，有更多的變項會影響社會認同、經驗與活動。在當代的北美地區，有數以百計的因素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行為與態度。這些社會預測因素包括：人們的宗教；他們在什麼地區長大成人；出身究竟是來自一個城鎮、城市郊區，或大都會；以及父母的職業、族群來源與所得等級。由於調查研究處理的是大型與複雜的群體，並運用樣本與可能性，其研究結果必須運用統計方法分析。

　　民族誌可用來補充調查研究的不足，並且加以微調。人類學家可以將民族誌的個人化、第一手研究的技術，轉移到任何一處包含人類在內的場景之中。調查研究與民族誌的結合，可以為複雜社會（complex society，大型且人口眾多的社會，具有社會階層化與中央政府）的生活，提供一些新觀點。先期的民族誌研究，也有助於在調查研究中，發展出一些與當地有關並合乎當地文化的問卷。

　　我在密西根大學的人類學課程中，大學部學生已經進行一些民族誌研究，對象包括姊妹會、兄弟會、球隊、校園社團組織，以及地方上無家可歸的社群。其他學生則在公共場所進行了一些系統化的行為觀察。包括迴力球場、餐廳、酒吧、足球場、市場、購物商場、以及教室等。其他的「當代人類學」研究計劃，運用人類學的研究技術，詮釋與分析大眾傳播媒體。人類學家研究自己的社會已長達數十年，目前在美國與加拿大的人類學研究正在蓬勃發展。只要任何地方出現了模式化的人類行為，就有人類學可以研究的目標。

　　在任何一個複雜社會，許多預測性的變項（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s）影響了行為與大眾輿論。由於人類學家必須具備探尋、測量與比較這些社會指標的影響力，許多當代的人類學研究具有一些統計基礎。即使在鄉村所做的田野工作，現在大多數的人類學家進行抽樣、收集量化資料、並且運用統計技術詮釋這些資料（Bernard 1994）。量化資料可讓我們精確估算不同社群間的相似性與相異性。統計分析可支持並增益對於地方社會生活所做的民族誌敘述。

　　然而，在一些最佳的人類學研究作品中，民族誌研究的註冊商標依然存在：人類學家進入這些社區，並且認識當地人。無論是在城市或鄉村進行研究，他們參與了地方活動、人際網絡、社會組織。人類學家觀察與體驗了社會狀況及其問題。他們觀察了國家政策與計劃對於地方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我相信，民族誌研究方法以及在社會研究中強調人際關係，將是文化人類學帶給複雜社會研究的一項珍貴貢獻。

名詞解釋

　　complex societies複雜社會　大型與人口眾多的國家，具有社會階層化與中央政府。

　　cultural consultants文化報導人　民族誌研究的對象；這是民族誌研究者在田野之中認識的人，他們教導民族誌研究者關於當地文化的知識。

　　emic主位觀點　這種研究策略，將焦點放在當地人的解釋方式以及重要意義的判斷標準。

　　etic客位觀點　這種研究策略，強調民族誌研究者（而不是當地人）的解釋方式、概念範疇、以及判斷重要性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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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iew schedule訪談表格　一種民族誌研究工具，用來組成一套格式化的訪談。這是一種預先準備的表格（大多是印刷或油印的），這可把對於家戶或個人所進行的訪談，引導到有系統的比較。這與問卷有所不同，因為研究者與當地人民具有個人接觸，並且記下他們的答案。

　　key cultural consultant重要文化報導人　對於地方生活的某個特定層面的一位專家》

　　life history生命史　一個重要文化諮詢對象或敘述者的生命史；提供了一種個人性的文化圖像，或是一個文化之中的變遷。

　　longitudinal research長期研究　對於一個社區、區域、社會、文化或是其他單位的長時間研究，其基礎大多是建立在多次重訪。

　　questionnaire問卷　由社會學家所使用的（通常是印妥的）表格，藉以從受訪者取得可供比較的資訊。大多是郵寄到研究對象那裡，由研究對象所填寫，而不是由研究者填寫。

　　random sample隨機樣本　這是一套樣本，這個群體的所有成員都有同等的統計機率，被納入這個樣本之中。